ob体育大选过后，很多对西方“白左”的各种倒行逆施不满的中美看客都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给了进步派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有太多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通过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终于废除了美国堕胎合法的联邦法案。这可谓反进步派的胜利。但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堕胎议题成了美国用于煽动民众的工具，使得普遍预期的红色浪潮（红色是共和党的颜色，这一浪潮是指美国国会两院的选举，都会惨败）没有发生。（在中期选举的相对成功，也打击了劝退拜登的士气，所以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选举，堕胎是否合法也在几个州成为公决议题，并在多州成为合法。哪怕是已经是很红的、特朗普稳赢了的佛州（56%的选票），有57%的选民支持堕胎合法化（并且是直到胚胎可以独立存活之前——这是很极端的堕胎合法化提案），只是因为佛州要求公决议题要达到60%选民支持才能通过，堕胎才没能合法化。在深红的阿拉斯加和密苏里州（特朗普分别得了近55%和59%的选票），选民都通过了进步派的标准政策主张之一，即提高最低工资到1小时15美元（分别近56%和58%的选票）。

　　并且，虽然各国特朗普支持者天天渲染，但不像2020年，没有什么主要候选人主打为人所诟病的进步议题，比如不给警察经费（defund the police）、非法越境去罪化（decriminalize illegal border crossing）、保护性小众，等等。倒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她的搭档天天强调个人持枪，而很多候选人的竞选广告，说是共和党的，也没人会怀疑——后者美国著名主持Jon Stewart的The Daily Show节目上就调侃过。

　　既然如此，输在什么地方了？铁杆特朗普支持者当然罔顾这次选举并不激进的事实，但他们本来就不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两边努力争取的，是选前还没有明确取向的选民。他们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生计所迫，无暇关注政治。这些人确实常常对一些基本事实缺乏了解，而这里可能有宣传的问题。在这些极为关键的极少数中间，他们最终更多地投票给特朗普。但是，根据出口民调（exit polls），与多数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一样，他们如此投票的原因第一是经济（通胀），第二是移民，而那些往往是饱暖之后人才会去想的问题，比如变性人是否可以参加所变成的性别的体育运动、他们可以去什么厕所，等等，排在了后面。所以那些指责是精英党，天天关心这些吃饱了撑的才关心的话题，“朱门厕所臭，路有冻死骨”，因而输掉大选的人，他们自己恰恰也是犯了精英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并非某党铁杆的劳动人民会因为这些话题去投票。如前面提到，在某些进步派主张（堕胎合法化、最低工作）得到多数支持的州，同时在总统选举上是深红的。这意味着，多数选民虽然支持某些进步政策，但其中很多人还是投票给了特朗普，其原因，如各种调查所展示的，依然很可能他们对经济现状的不满，而对特朗普第一任时候的经济存在着幻想。还有一个事例：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离大选最近的一次是在一次造势大会上，被邀请的一个脱口秀演员称波多黎各是“漂浮的垃圾桶”，这给了以希望，以为关键摇摆州宾州的大量波多黎各人投票会受到影响。但最终结果，这段发言对宾州波多黎各人的选票没什么影响。原因也很简单，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波多黎各人，往往是下层工薪人士。与被骂成垃圾相比，他们更在乎通胀让他们的生活艰难。人不吃嗟来之食，其实是因为还不够饿。因为通胀过得不好，人民有可能为了生计，把票投给那些骂他们是垃圾、但他们以为会改进他们生活的人。这也再次佐证了一个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常识：经济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美国很久没有经历如此严重的通胀，因而经济常被理解为GDP增长。但是，稍微往远了看，上两次任期内通胀严重的总统（福特和卡特），都输掉了总统选举，并且输得很惨。

　　放眼全球，西方民主国家执政党在疫情后的选举中，无论其左右——比如英国惨败的右翼的保守党，几乎都输掉了大选。这应该是选民对现状不满的发泄。所以，如果有什么全球性的浪潮，那是对执政党的不满，而不是对进步派或者“白左”的不满。无论是横向比还是在美国历史上纵向比，其实哈里斯输得算是最不惨的了。当然，这也让那些支持她或者反对特朗普的人开始遐想，如果拜登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就说不再参选，从而让内部竞争出更强的候选人，如果不是因为巴以战争让一些激进进步派和美籍阿拉伯选民反水，如果哈里斯更好地与拜登切割，等等，也许这次不会输掉总统大选。当然，这些“如果”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并不可知。比如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暴行、在总统初选投“uncommitted”，即拒绝支持唯一的候选人拜登的选民，尤其是在摇摆州的选民，到底有多少真的没投给哈里斯，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数据。但从现在来看，摇摆州的这些选民，可能绝大多数最终还是投给了哈里斯，而一点都不摇摆的州的选民，为了表达态度，可能投给了第三党，甚至特朗普。因此反以的选民的投票也许并没有影响谁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有可能影响了两位候选人在全国的得票数量和比率，为特朗普终于赢得了一次全国的普选票做出了一些贡献。

　　在因为时差的大票仓加州远还没有完成计票的时候，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开始别有用心地鼓吹特朗普这次是压倒性（landslide）的胜利，一雪上次选上总统、但输了普选票的耻辱。但现在来看，虽然特朗普确实赢了普选票，但他的总票数连一半都没到。并且他虽然终于在普选票超出了他的对手哈里斯，但是他只大致超出了1.6%。从1888年至今，只有四位赢得大选的总统有更糟糕的记录，这里还包括2016年的特朗普自己。并且，今年民众对现任总统拜登不满的比率高达近70%，特朗普才勉强赢了大选。而2020年，对他不满的比率在50%左右，他普选票输给拜登超过了4%。从这些数字看，被特朗普恶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的共和党仅仅拥有了要在很有利的外部条件下才会有的极其脆弱的多数。并且，这样一个脆弱多数，还是被他硬拼凑出来的。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位顾客正通过屏幕观看选举结果。

　　在2016年他赢得大选以后，我就在《澎湃新闻》上撰文指出，他是个拼凑式的（disjunctive）过渡性总统。他看到了之前模式的问题，但他没有给出真正的解决，而是把一些矛盾因素东拼西凑出来。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自己经常貌似乱喷，说一些前后矛盾的主张。但他似乎有一种天赋。其他政客这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早被别人搞得死无葬身之地。但如特朗普自己所说，即使他在纽约最繁忙的第五大道上开枪打人，也不会影响他的支持率。支持他的蓝领选民和白人至上分子（这两类人是有交集的），只会听到他各种恶毒攻击所有移民（合法和非法）的言论，包括用当年纳粹用过的“蠹虫”（vermin）来形容他们。而那些支持传统共和党全球化而只是反对非法移民的精英，就只把他偶尔冒出的一句只打击非法移民，甚至还要增加优秀人才输入的话当真。支持他的各种经济巨头，会获益于减税和压制工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伤害的，却正是从中反叛出来的蓝领劳工。

　　很多同情他的政策，但觉得他为人确实太差的人说，换个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者，共和党会稳赢。这其实非常难说。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群体，被他奇迹般地粘合了起来。迄今为止，想继承特朗普主义但想替换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没一个成功的。

　　特朗普不但凝结了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团体，其政策本身，也都是自相矛盾的。特朗普想让制造业回流，但制造业需要廉价劳工，而移民是这种劳工的重要来源。但特朗普又反对移民，特别是“低端”移民。对蓝领工人的另一个威胁是技术进步。美国码头工人最近的罢工，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资本家答应，不要用自动化的机器全部替代他们的工作。但这样的要求，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会养懒人的事实，都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因而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更一般地讲，美国迄今为止，是靠里根奠定的模式，通过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带来繁荣。但这一模式也导致了美国蓝领失去了竞争力，生活质量相对下降（没有那些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外国人、本国的各种少数群体上升得那么快）。对此的一个解决，是去全球化。但这又是对自由市场的背叛。美国各州，也可以根据本州利益，去联邦化，最后弄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之前就引用过美国一位政治学者Stephen Skowronek。他指出，美国其实也有“王朝”（dynasties）。社会出现重大问题，被一位总统在政策上解决，并且他会依次组织一个稳定和明确的多数党。他的解决模式，被后面总统（不管是不是属于同一党派）所遵循，只能做些小修改。一段时间后，这一模式的问题积累太多，内部修改不可能，于是会出现一位拼凑式的过渡总统。他看到了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是拼凑式的。他之后，会出现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总统，给出一套新模式，团结了明确的多数选民，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当然，这里讲的王朝更迭，其实跟科学哲学里面库恩讲的范式更迭类似，但前者没有后者那么系统和刚性。举例来讲，当小罗斯福奠定的模式出了问题，卡特就是这样的拼凑式总统，而里根奠定了新王朝。但是，拼凑式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没有真正发展出新模式，拜登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现在又是特朗普回朝。拜登之所以延续特朗普政策的一个政治与理论根源，在于克林顿放弃了的传统立场，接受了里根的自由贸易立场。与英国的布莱尔一样，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改造了传统的左翼政党，赢得了选举。在里根/撒切尔模式出了毛病，这些左翼政党也因而不再有现成的政治和理论资源去回应。支持美国的蓝领，因为转向支持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成了可以被特朗普抢走的可能资源。而我们看到，现在以特朗普为领袖的共和党，也没有解决办法。也就是说，美国出现的根本问题，经历了三届总统，两大政党，依然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遭遇的问题，前所未有，但明显的解决办法又矛盾重重，这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还会持续两极动荡的根本原因。

　　在不满特朗普的人中间，颇有一些人认为他对美国制度的威胁被夸大了。首先，传统政客通过极端立场上台，但之后就会回归现实。尼克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特朗普不是一个传统政客。第一次当选，他的立场没有软化。这次还没上台，他已经开始提名他竞选时公开谴责的、提出了颠覆性政治主张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一些人作为其内阁成员。其次，就制度制衡而言，孟子两千年前就讲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制度的约束，需要人来实现。美国所谓三权分立，其中立法一支，即美国国会两院，共和党内部已经几乎没有像上一次特朗普当总统时的“良心”议员（比如麦凯恩和罗姆尼），即使不是特朗普的马屁精，也没有人敢公开挑战他，而现在共和党在两院都是（微弱）多数。三权的另一支，最高法院，在特朗普任命了三个法官之后，保守派已经占有6:3的压倒多数，而各级法院也被特朗普任命了很多法官。不过，哪怕没有另两个分支，行政分支也可以有内部制衡。传统中国没有美国式的分权，但士大夫往往在内部制衡皇帝。但是，特朗普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的内阁里面已经几乎没有了老派共和党。现在唯一的制度制衡，来自于的州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美国联邦制度，以及期待中期选举共和党失掉国会多数。最后，一个可能约束特朗普的非制度因素，就是他本人和他任命的一堆没有政治经验的人的无能。

　　从选举来看，美国颇有一些学者和政论家，比如“网红”学者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传统保守派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跳出来指责是精英主义造就了当今的问题。他们对精英的批评有一点道理。但是，美国或者民主国家的问题不是贤能治国（meritocracy）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所谓的贤能或者精英，是在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通过上一代人的财富堆积出来的。也就是说，上一代人的财富，通过投资教育，变成下一代人的学历。而下一代人的学历，在知识经济里面，又成了他们的财富。并且，这种实质上的“种姓”制度，比等级制度还要糟糕。因为以前的贵族至少知道，他获得的一切是其出身带来的结果。但现在这些实质贵族，还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而因此对那些下等人缺乏同情，认为他们懒和笨，所以活该受穷。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富裕环境中，缺乏与穷人的接触和对他们的同情理解，这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对穷人的冷漠。这不但是越来越变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政党的的问题，强调自我奋斗成功、不靠政府的共和党，实际上也是忽视了出发点的不平等使得自我奋斗成为了成功人士自我欺骗、自以为是的借口。以上的观点，其实我在十多年前批评美国教育的文章里面就谈到过。很不幸的是，桑德尔和布鲁克斯或是归罪于精英主义，或是归罪于考试选拔的教育体系。而比如布鲁克斯提出来的全方位教育、团体合作，其实会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因为这种全面教育，恰恰是有钱人最能负担的。并且，布鲁克斯提出的全面评价学生（而不是靠考试），会引入很主观的因素，为腐败或者个人偏见提供很好的渠道。与此不同，虽然有钱人的后代也有考试上的优势，但考试本身是相对公平的，并且至少最聪明的穷孩子还有一线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精英主义能够真正运作的关键前提条件，在于尽量打破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带来的起点不平等。比如，政府应该保障儿童的营养和医疗，免费教育（包括免费的考试补习），以及改变大学录取方式。比如，精英大学可以录取任何一个高中的种种考试里面前5%的学生。这样，那些家境不好，没法上私立学校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在本校竞争，证明自己，向上进入精英机构，最终改变命运。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为精英制度辩护呢？我们要看到，民主制度失效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大量无知和非理性选民的存在。民主的一个预设是，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个人物质利益进行理性选择，那么多数结果就代表着人民的整体利益，或者公益。但如果选民对自己的物质利益都不能进行理性判断，那么民主能够得以运行的一个前提就不存在了。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根本性问题，我在《探寻理想政体：儒家的差等秩序》一书的第三章里面，有很详细的理论讨论。我在这一章和前一章里面，也提出了基于儒家思想的民主与贤能的混合政体，并论述了这种政体的优越性，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下面我只就美国总统选举，提出选民无知的一个佐证。前面提到，公认的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总统的政策，除了在美国总统真正有权干涉的外交（与对外贸易）领域，对经济整体走向影响很小。在这次选举中，虽然整体经济形势看着不错，但面对疯涨的物价，以及为了遏制通胀联储维持的高利率，美国一般民众，即使有工作，也是生活艰难，并且很难贷款改进生活（比如买房）。通胀的诱因，与总统的关联大一些。第一是特朗普的贸易战。第二是拜登刚上台的时候过度激进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但讽刺的是，这两项原因中，特朗普占了一半，但责任都让拜登（以及哈里斯）背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冠打乱了全球供应链，以及俄乌战争。这两项与总统政策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美国谁当总统的关键因素，其实跟总统所作所为关系不大。这难道不讽刺吗？民众对生活满意与否，当然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美国人民当然可以通过投票，表达他们对通胀重压下的不满。就像孟子讲的，“天听自我民听”。但同时，我们看到，民众因而去选择的领袖，往往不是理性选择。韩非子说过，像婴儿对良药苦口帮他们治病的父母反而充满仇怨一样，民众也往往对为他们长远利益谋划的政客充满敌意。孟子虽然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但他也坚持大人治国的理念。他们对民众的政治决策能力的怀疑，在美国当代政治上，尽管有中西古今的距离，似乎依然正确。拜登做了很多照顾蓝领人民的政策，但得不到民众的感激。而特朗普所承诺的，就像溺爱的父母在孩子撞到桌子以后敲着桌子说：“坏桌子！坏桌子！”，民众因而对他感激涕零。如果这种对民众能力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民主政治，就需要贤能政治的补充与制衡。其实这一点，从美国立国的联邦党人到十九世纪西方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都是有所认识的。面对当代民主的问题，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有很多政治理论家，包括西方的政治理论家，都开始重新强调贤能政治的重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刚刚加了“贤能政治”的词条。因此，与美国主流的批评声音不同，美国民主的问题，不在于精英主义，而在于一方面假的精英主义（赢在起跑线的精英主义）横行，但一方面是真的精英主义不够。其出路，不是反击精英主义，不是强化全方位的平等，而是通过机会平等，建立公平的精英主义，建立以为民众服务为基础的精英主义。